Wednesday, 8 July 2015

印尼經改失敗 政治阻力關鍵

香港政改被否決,有人因此聚焦民生議題。不過,政治和經濟往往都是相連的。印尼在1965至1997這三十多年內GDP平均增長高達7%,令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改善。當時總統蘇哈托的經濟改革小組功不可沒,他們在背後為軍人出身的蘇哈托出謀獻策。經改組雖然能為政策提供建議,但背後的政治實權不足,一旦改革觸碰到既得利益集團(尤其是蘇哈托的兒女)便隨即被架空。換句話說,印尼的經改畢竟過不了政治這一關,有一部分人的權力未受到有效的制約。如果特權階級可以隨時改寫遊戲規則,並且無心忍痛改革,又如何能留住外國資金?其實,這一切都跟內地出奇地相似。
經改組在這30年間推出了有不少德政。在民生方面,印尼成立了家計會,令人口增長得以受控。政府早期除了補貼農民,還將現代農業技術引入農村,令生產力大升。同時,印尼加強了農村的各項基建,將它們與城市連接起來。另外,政府亦為民眾提供普及教育及醫療福利。由於印尼的基數低,這簡單的幾招便已經幫助不少人脫貧,蘇哈托基本上是以國家賣資源的收益改善民生。
利益集團濫權難制約
財政方面,印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稅務改革,擴闊稅基,減低政府收入對資源業的依賴。印尼加設了增值稅,改革了薪俸稅及物業稅。在開支方面,印尼開始逐一削減各項津貼。其實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,印尼的財政赤字並不算嚴重。在1998年當政府收入隨經濟放緩而下跌時,由於支出有相當部分是支付國債的利息,赤字的情況才一再加劇。
金融業方面,印尼在1968年成立了中央銀行, 並將當時的Bank Negara Indonesia 一拆為五。早期國有銀行包辦了接近九成的信貸,政府在六七十年代是以信貸額將資金分配至各行各業,到了1983年才將信貸額廢除,並在1988年開放銀行業讓民企及外資進場。在1988至1993年,銀行的數目倍增至200家以上。
與此同時,股票市場上市公司的數目由1985年的24家,升至1996年的246家。不過,金融業的改革並未有解決政治問題。據世界銀行統計,國有銀行在1992年時有大量信貸集中在26家公司之上,而這些公司跟蘇哈托有密切關係。金融業在短時間內快速開放,理應是需要加強監管令金融體系更穩固,但經改組不幸地在此之前已經失勢。這亦為其後1997至1998年的金融風暴埋下伏筆。
經改組亦嘗試打破印尼的保護壁壘,讓印尼企業跟國際企業在競爭的過程中提高生產力。這同時亦能吸引外資投資在需要大量勞動力的行業中,並將科技及技術帶入印尼。
不過,經改組由於威脅到既得利益集團,在九十年代漸漸被迫退出政治舞台。歸根究柢,印尼在蘇哈托時期的權力高度集中,整個政府的重要決定繫於他一人之手,連地方官員的話語權亦有限。當蘇的兒女長大後在父親的祝福下踏入商界,並享有各項特權。在金融風暴時,國際投資者對印尼的裙帶資本主義深存戒心,而這背後的深層次矛盾,是每當改革觸碰到他子女的利益,改革便執行不下去。
其實1997年的印尼經濟基調並非東南亞國家中最差,但最終印尼卻是金融風暴中受打擊最重的國家之一。這背後當然有很多原因,而政治必然是其中一個。
漫談印尼之四

Wednesday, 24 June 2015

放慢腳步是為了走得更遠

香港建制派常彈的老調是經濟及民生發展比民主更實在,民主國家將大部分時間浪費在互相爭議之上,落實政策的速度慢,因此追求民主是次要。
不過,有時候放慢腳步是為了走得更遠,制度的更替雖然需要點時間,但卻能讓我們走得更遠。在印尼,當維持了30年的蘇哈圖體制倒下時,社會亦用了不少時間來適應。
蘇哈圖(Suharto,1967至1998年就任總統)出生寒微,父母離異,自小從軍,並一直平步青雲升至將軍。在1965年的政變當中,蘇哈圖把握機會獨攬大權,血洗共產黨。自此之後,印尼便踏入長達30多年的軍政混合統治。
印尼在尚未立國前只是18000個關聯不大的島,它們在19世紀被荷蘭殖民統治後,當地人到了20世紀初方始有獨立成國的意念。就算是二戰過後,印尼諸島對一國的意識依然不強,所以偶爾會有地區發起騷亂,企圖脫離印尼的中央管治。因此,軍隊對維護國家及政權的穩定相當重要。由於印尼軍隊起初是以游擊戰衝擊荷蘭的統治者,所以軍隊編制是以地區劃分,而且每一個村落的勢力都根深柢固。蘇初期的政府,有不少地區官員其實都是來自軍隊。及後,軍隊以預算不足為藉口,借勢踏入商界,染指經濟各個範疇,影響力及財力都非常大。
「導向式民主」實為集權
玩弄語言藝術是獨裁政權的常見伎倆,而印尼在蘇的帶領下便實行導向式民主(guided democracy)。蘇認為西方民主不適用於印尼,而國家必須在有識之士帶領之下進行各項民主討論,而實際上權力在他的統治下漸漸集中到自己手上。蘇的子女在父親的「祝福」下經營各種特許生意,例如兒子在南韓開汽車廠,然後汽車進口回印尼時享有免關稅優惠。雖然印尼在蘇的管治下經歷了多年高經濟增長,但裙帶資本主義卻愈來愈嚴重。權力除了會令人腐敗,亦會令人上癮。蘇沒能好好管着自己的兒女,這削弱了國際投資者的信心。
隨着蘇在1998年下台,印尼便踏入了過渡期。一個運行了30多年的體制一旦要變革,必然是件難事。在1997至1998年,印尼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,經濟急速放緩,物價大升,騷亂四起,學生帶頭示威要求政府變革。一萬名學生尚可用軍隊鎮壓,但有10萬名學生,軍隊隨時會掉轉槍頭。軍隊對蘇失去信心,並建議蘇讓位予當時的副總統哈比比,並確保會保障蘇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。
印尼在這個轉折期進行了多項改革,包括允許民間成立政黨,開放言論自由,並將權力由中央逐漸下放至地區。在這段期間,雖然政治人物依然需要軍隊的「祝福」,但軍隊在此後10年慢慢淡出政商界。這一連串的改革都是時勢逼出來,印尼的政治精英選擇犧牲部分的特權來保住政權的穩定性,但他們並非真心希望改革。因此,改革進行了一會兒便放緩下來,持續的力度並不夠強。
政府執法能力急須加強
在蘇哈圖時期,印尼有不少事務都由蘇親自決定,是高度的中央集權。印尼在二戰後沒多少公共行政的人才,初期的中央集權尚且說得通。不過,印尼是個有2億多人口的國家,如果不將權力下放至各個地區,始終難以走得太遠。現屆總統佐科(Jokowi)以弱勢政府推行改革,可謂相當困難。變革最困難的事情,是帶領整個團隊往一個方向走。印尼有白紙黑字寫下但無人遵守的法例,亦有人人皆守但從未落紙的例。執行法例的能力是印尼體制的一大問題,而在貪污依然盛行下,政策在地區落實時常被金錢扭曲。
如果不在體制上下點工夫,將政府落實政策的能力加強,印尼恐怕會政令不出雅加達。趕絕貪污,下放權力,培訓公共行政人才,這些變動雖然在短期內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助力不大,但長遠卻能幫助印尼踏上新的台階。漫談印尼之三

Wednesday, 17 June 2015

印尼財金政策進退維谷

在亞洲金融風暴時,印尼盾兌美元從1997年中的2500貶值至2001年的12000,一共貶值近八成。所謂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草繩。印尼盾自2011年的高位已經貶值35%,勾起一些外國投資者的不愉快回憶。除非能扭轉滙率的弱勢,否則印尼政府要在強美元的環境下吸納外資絕不容易。
貨幣信心不足 資金外流
印尼最近試圖用行政手段支持滙價,規定國內所有交易必須以印尼盾進行。據央行統計,現時有近一成交易以美元進行,規模約為每月60億美元。在新法例下,這些交易多數會繼續用美元計價,但實質交易則以印尼盾進行。外資在1、2月時尚有淨流入,但到了3月便開始放緩,而外資持有的國債由高峰的40%稍微下降至38%。就算政府三番四次強調準備隨時捍衞滙率,而今時今日的外滙儲備亦是1997年中的5倍,惟市場信心依然不大。印尼最近5次拍賣債券,當中有4次金額都不達標。因此,印尼打算將美元國債由原先拍賣總額的兩成增加至三成。
無論是印尼華僑,抑或是在當地打滾的官員,他們有不少都會將錢存放在新加坡。據估計,新加坡有四分之一的豪宅是由印尼人持有。印尼最近亦推出稅務特赦,正是希望吸引這批外流的資金回國。
捨增長抗通脹 刮骨療傷
另外,投資者以往擔心的經常賬赤字由2013年的4.4%改善至今年第一季的1.8%,但通脹高企依然是個大問題。印尼5月的通脹高達7.15%,遠高於央行3%至5%的目標。由於打工仔在7月的回教假期普遍都會有雙糧,所以傳統上7月的通脹都會較其他月份高。如果央行不能降服通脹,要保住滙價當然不容易。問題是,印尼第一季的增長放緩至4.7%,失業率為6%,有些勞動密集的行業已經開始裁員。汽車和電單車這些大額消費在第一季按年下跌15%至20%,佔出口四成的資源業亦進入負增長。總統佐科維(Jokowi)的民望正不斷下滑,他又豈會有刮骨療傷的魄力,犧牲經濟增長來降服通脹?
印尼去年信貸增長為11%,借貸的平均融資成本高達13%,而銀行體系的存貸比率已經高達89%。由於印尼本身信用評級不高,投資者對印尼盾信心不大,有不少企業借錢都是借美元。鑑於對沖成本高,企業絕少會為美元債務對沖。在2011年中前,印尼盾基本上每年升值,這當然皆大歡喜。惟當印尼盾貶值時,企業的債務負擔便會加重。與1997年時相比,現時企業的外幣債務是當年的3倍,但當年有六成的外幣負債都屬短期(即要一年內償還),流動性問題相當嚴重。為了支持經濟增長,央行已經明示會稍為放寬貨幣政策,例如審視存貸比率、房貸成數等要求。當然,這只會令通脹問題加劇。
印尼的財金政策,正處於這個進退維谷的情況,要在推高增長和降服通脹之間二擇其一。這是相當棘手的難題。
漫談印尼之二

Wednesday, 10 June 2015

印尼需要外部力量幫助發展

治理一個城市跟治理一個國家是兩碼子的事。當印尼總統佐科維(Jokowi)走馬上任時,人民及國際社會都對他有莫大的期盼,但大家似乎忘記了他只不過是管過兩個城市而已。佐科維受歡迎是因為他經常落區聽取民意(不是乘坐「堅離地巴士」),並且在社區推動改善民生的一些工程;但是治理一個擁有二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,必須靠制度和政策。印尼作為東南亞的大阿哥,其經濟發展是個大議題,因此本欄將一連數星期漫談印尼各方面的變革。
隨着國際資金流入放緩,滙價回軟及油價下調, 印尼經濟開始放慢腳步。佐科維的如意算盤是削減燃油補貼,將騰出來的預算投資在基礎建設,從而推動經濟增長。印尼的基建落後,連首都市中心的行人路亦破爛不堪,筆者走路時也要小心留神。雅加達亦沒有地鐵,大家都只能駕車上班,令交通異常擠塞。日常生活的不便都是小事,但印尼是萬島之國,要靠大量基建將這些分散的島嶼串連起來,才能產生協同效應。另外,印尼如果要由側重農業及資源礦業,漸漸過渡至工業,便必須大幅改善基建及相關配套。
基建及配套須大幅改善
原理上,由於印尼的起步點低,每月人均收入折合僅約為2200港元,搞基建推動經濟理應不難。問題是,印尼本身資金有限,如果沒有外國的資金和技術幫助,發展的過程便將會更漫長。相反,新加坡對外資的態度截然不同。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後面對英國撤軍及失業率高企等問題,令李光耀急切地需要外商投資,並創造就業。李光耀早期經常往發達國家會晤大企業的行政人員,向他們講解新加坡的狀況。新加坡亦成立了一個部門專門,幫助外國投資者一站式處理牌照及配套問題,又給予他們稅務優惠。李光耀高薪養廉,法規清晰,平衡了工會的力量,積極在各方面配合投資者,保障他們的利益。在初期,新加坡對外資來者不拒,到後來才漸漸提高要求。
印尼吸納外資的魄力跟新加坡差太遠了。印尼有二億多人,理應是東南亞的大哥大。隨着印尼在過去十年從金融風暴恢復過來,經濟受惠於商品牛市,社會漸漸瀰漫着一股排外的情緒。他們認為自己不需要靠外資,毋須看其他國家的臉色,這種態度對不少外資而言都是難以理解的。例如外國人在金融業工作須監管機構審批;又如印尼正考慮要求外國人必須懂得印尼語,並要通過語言考試;再如印尼不理會國際社會反對,堅持對來自澳洲及巴西等國的毒販執行死刑。印尼一方面希望外資企業落戶,但另一方面卻未能跟國際社會接軌。
除此之外,印尼批核牌照的速度太慢,令外資做生意非常不方便,連一些簡單的金融產品等審批亦隨時要等大半年。理論上,印尼是成立了一個部門(BKPM)一站式地幫助外資申請牌照。問題是,政府的各個部門依然各自為政,尚未簡化申請牌照的程序。就算外資取得全國性的牌照,在地區層面依然可能遇到不少阻滯。再者,BKPM暫時只是幫助四分之一的行業處理牌照問題。換句話說,BKPM仍然未能有效統籌各個部門,效率仍有待改善。
印尼人雖然友善,待人坦誠,但說到做事,執行力並不是他們的強項。
漫談印尼之一

Wednesday, 3 June 2015

抵押融資產業鏈日趨成熟

普遍而言,市場視大股東抵押股票借錢為壞消息,因為這可能會導致斬倉及股價單日大跌四五成。大股東沽貨通常都會動搖市場的信心,所以押股融資是盤活「公仔紙」的好辦法,能讓大股東分散一下財富。
大股東押股舞高股價
不過,世事無絕對,只有真情趣。某些大股東藝高人膽大,將借來的錢繼續押注在上市公司之上。因此,大股東押股亦可能代表市場上的貨已經收乾,是時候融一筆資金將股價舞高,所以反而是好消息。例如,按《金融時報》報道,漢能薄膜(00566)已經先後押股融資5次。何況如果能把股價舞高,先前抵押的股票市值更高,部分股份便能從抵押協議中退出來。現在流動性高的股份隨時有四五成的loan to value,而流動性較低的股份亦有一兩成。
過往數年,整個押股融資的產業鏈已經愈來愈成熟,為大股東提供了不少便利,尤其是當中國的民企依然「水緊」,大股東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下把股份抵押,而港交所對這方面的披露要求不高,給予大股東不少豁免權。例如,按《金融時報》報道,漢能便是用旗下的BVI公司進行押股融資。成立BVI公司程序簡便,轉讓公司毋須繳付印花稅,而最重要的是,公司名冊不能讓公眾查閱,隱秘性高。用BVI公司持有資產及投資項目頗為方便,而轉讓BVI公司亦能達到轉讓股份的目的。
另一種做法是,大股東將股份轉至特定的證券戶口,而大股東則不能動用這批「押股」,只有該證券行的人士才能處理。
市場上有些證券行是專門做押股融資的,而這些轉倉的舉動便能讓市場人士看出些蛛絲馬跡。當然,更隱秘的做法是透過人頭持有股票,而每個人頭持股少於5%,然後透過人頭押股融資。
雷曼債券翻版
在內地,有些更進取的做法是在零售層面借錢,以類似信託產品的形式融資,而背後的抵押品便是上市公司股票。這基本上是香港雷曼債券的翻版,只不過沒有「債券」這兩個字而已,而且抵押品是境外資產,保障更低。
所謂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,證監會及港交所要加強押股融資的監管及透明度着實不容易。
最後順帶一提,明天便是六四,全中國境內只有香港維園依舊能遍地燭光,我們既然有這樣的權利,便應該好好珍惜。引用鄭國江填的《一點燭光》歌詞:「盼共我,結伴去,以心中暖流,和風對抗」。

Wednesday, 27 May 2015

昔日佳寧 今日漢能

1979至82年的佳寧,其實跟今時今日的漢能薄膜(00566)有不少相似之處。
陳松青在1977年成立了佳寧集團,在1979年以3億元收購上市公司美漢,繼而把佳寧借殼上市。在1980年,陳得「金牌莊家」詹培忠之助,佳寧的股價在短短一年內飆升了十數倍;同時,陳賄賂了裕民財務的職員並取得資金,又把自己「過江龍」的背景遮掩得撲朔迷離,讓人誤以為他的資金取之不盡。數年間,佳寧靠收購合併及炒賣資產迅速壯大,成為了當時股票市場的神話。隨着資產價格在1982年回落,佳寧最終在年底便開始了清盤。
漢能跟佳寧有幾個共通點是值得留意的:①兩者都是借殼上市,避開了正常上市的審查過程;②兩間公司背後都很可能有高手,《金融時報》曾指出漢能臨近收市時經常有不尋常的升幅;③兩者的股價在短時間內持續飆升,吸引不少散戶買入。
股權高度集中
陳松青靠賄賂獲得資金,而按《金融時報》估算,李河君則靠信託產品在兩年內借了35億元人民幣,成本約8.5%至11.5%。漢能的股權高度集中,能借予外資沽空的股份有限,有關人士要奪取漢能的定價權不難;只要推高市值,能夠取得的融資額便愈高,額外的資金就可用來再推高市值,吸引更多散戶進場。要說服人買一隻已經由毫子股升至數元的股票不容易,但是一隻跌了四成半的股票卻反而會有散戶趁低吸納。不過,最終的結果如何,筆者認為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,而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。
這次漢能基本上是靠太陽能概念及銀彈谷起。漢能絕大部分的銷售都是賣予其母公司,而母公司則以receivables找數,是某些公司谷大銷售額的慣用伎倆。漢能的奇特之處正如鍾樹根所言,是「明張目膽」地賣予母公司,甚至不花太多力氣掩飾。嘉漢林業當年的做法最少是由「授權中介人」把木塊賣予嘉漢,然後再擔任嘉漢的銷售代理把木塊出售予客戶;漢能的關聯交易則在賬目上一目了然,毋須渾水這些專業人士出手,連《金融時報》及老散都對此心知肚明。外資累次沽空不成,是反映李河君要赤裸裸地以銀彈決勝負,乾脆連花招也省略了。
另外,這次的漢能事件帶出了關聯交易的問題。香港有不少上市公司都是家族企業及國企,由單一大股東控制,而小股東的利益未必受保障。
由於關聯交易普遍跟大股東及管理層有關,他們當然會小心翼翼地處理,而對關聯交易「走漏眼」亦是審計師的常見失誤之一。粗略而言,關聯交易大概能分三大類:
一、提供融資
例如為大股東提供貸款,為沒有上市的系內公司提供擔保。
二、谷大賬目
例如並沒有披露與關聯公司的關係,將虧蝕的資產以成本價轉移至SPV當中。
三、轉移財富
例如上市公司高價買入大股東的私人業務,大股東的關聯公司為上市公司提供諮詢及收取顧問費。
監管關聯交易有其難處,例如,當一間公司的獨立非執董通常是大股東找回來,他們到底又能有多獨立?獨立董事是否具相關的專業知識?如果關聯交易涉及到買賣資產(例如礦或某項科技的專利權),股東又能否衡量該資產的價值?核數師在審計過程中又能否找齊關聯交易的各個文件及收據,在賬目上呈現事實的真相?
中國人是否如成龍所言「要管」,筆者不予置評。至於關聯交易,就算不容易,監管機構亦應該好好管一管,保障一下小投資者的利益。

Wednesday, 20 May 2015

開放金融體系如學騎單車

最近幾位投資界的巨星不約而同認為,債市牛市已經到尾聲。美國10年孳息在3個月(2月2日至5月11日)上揚60點子,而TIPS同期則升了37點子。德國10年孳息在4月13日至5月18日升了58點子,而同期與通脹掛鈎債券則升了48點子。翻看歷史,美債孳息其實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3至8%的範圍內上落,孳息正常化理應不讓人意外。
抨干預中美皆雙重標準
港府的前高級財金官員梁鳳儀撰寫了《失序的資本》一書,從亞洲的角度陳述美國財金政策的影響。該書屢次批評美國量寬令「失序的資本」四散遊走,左右新興國家的金融穩定。梁鳳儀認為美國是雙重標準,一方面批評內地干預人民幣滙率,另一方面自己又進行量寬壓低美元。內地在2009年推出4萬億人民幣的救市方案,其實亦影響了香港的金融秩序。北水不但南下推高樓市,現時更暴力式炒股,在香港製造資產泡沫。按照梁鳳儀的邏輯,內地一方面指摘美國擾亂國際金融秩序,但自己卻又擾亂香港的秩序,豈不是同樣雙重標準?
在過去幾年,金管局在樓市的上升周期引入逆周期措施,試圖減低潛在泡沫的影響。梁鳳儀將金管局的積極性與聯儲局的被動性作對比,並指後者沒有好好防範次按泡沫的風險。
常言道: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。當香港的民眾不能從銀行取得房貸,他們便從監管遠較寬鬆的「財仔」借錢,而這可能反過來會增加系統性風險。再者,監管機構又沒有水晶球,憑什麼斷定什麼是泡沫,什麼不是泡沫,什麼時候應該介入?
監管機構勿做怪獸家長
梁鳳儀認為美國政府不拯救雷曼是個錯誤的決定。香港政府並非民選出來,自然可以視民意的高低如浮雲,在高鐵和機場「三跑」事件上一意孤行,對我們這些納稅人的意見愛理不理。
港府在這個畸形的制度下可以無視這些壓力,但美國的官員能嗎?另外,美國亦鼓勵冒險精神,不會隨便像內地般為企業「包底」,以免企業在家長式管治下長不大。這種思維模式的差異,便清晰地在內銀及美銀身上反映出來。
開放金融體系其實跟學騎單車差不多,太怕跌倒太怕痛,就很難學得會。監管機構只要確保金融機構在騎單車的過程中不跌死便可,沒必要做怪獸家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