柔化維權投資創雙贏

近年維權投資者開始在亞洲普及，有些美國投資者更越洋到日本，例如Third Point便曾持有Sony的7%股權，一度是十大股東之一。日本對維權投資者到底又有什麼魅力？日本經濟在迷失多年後，企業未雨綢繆，在資產負債表上累積大量現金，拖低股本回報；日本亦有不少綜合企業，從投資者的角度而言可能有估值折讓（conglomerate discount），出售非核心業務則正好為股東創造價值。
美式手法日本碰壁
不過，美國的維權投資者在日本並不算太成功，他們有不少都低估了本地投資者團結起來，槍口對外阻止越洋維權投資者的威力。
維權投資者在美國的做法是先買入一定股權，然後借媒體向其他股東宣揚其理念，鼓動他們支持自己。這一招在日本便行不通，日本人做事普遍有長遠計劃，會有耐心地一步一步達成宏遠的目標，這跟維權投資者只是持股數年截然不同。筆者友人在一家日本銀行工作，該行定下了一個百年戰略，並每3年回顧一遍，實在令人敬畏。
再者，日本的文化跟美國不同，在進行大規模變革時的阻力將較大。先跟日本企業的管理層私下會面，建立了關係，再向他們推銷為股東創造價值的妙計，這是遠較在市場上買入股份然後強行「打進」董事會有效。日本美國的僱員僱主關係也有異，僱員在一家公司的平均工作年期遠較美國長，大刀闊斧的裁員當然遠較美國困難。有不少投資者直接把美國的維權投資搬到日本，結果當然是水土不服。
整體上亞洲的維權投資並不及美國普及，筆者認為，其實涉及幾大原因。首先，亞洲的上市公司較多國企和家族企業，單一股東佔逾四成股權比比皆是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就算有維權投資者買入一成股權，控制權依然牢牢掌握在大股東手裏；其二，以亞洲市場的交投量而言，維權投資者要大舉入貨絕對有難度，流通量夠大和股權夠分散的上市公司在亞洲寥寥可數；其三，美國機構投資者力量遠較亞洲強，他們要力爭作為股東的話事權，當然容易得多。
還有一個原因，就是亞洲的企業管治水平落後於歐美。維權投資者在美國可以借媒體和法庭力量據理力爭，但這在亞洲國家卻不一定行得通。在貪污較嚴重的地方，企業如果用錢「疏通疏通」，維權投資者便更難以成功，有時候，連尋找基本資料和一個可靠獨立的律師亦不容易。在美國，律師可以先成功代表申訴人索償，然後當成功時才按比例分成，但亞洲並沒有此制度。有鑑於此，維權投資者根本難以在亞洲組成具規模的基金大舉覓食。
與管理層先建互信
香港最著名的維權投資者莫過於「股壇長毛」David Webb。「長毛」鍾情未被投行發掘的細價股，他曾將自己的投資風格形容為「value with a governance overlay」。雖然長毛經常口誅筆伐漠視小股東利益的上市公司，但他本人的投資模式跟美式維權投資亦不大相同，這亦正正反映出在亞洲進行維權投資的難處。
鑑於亞洲市場的種種特色，維權投資要在亞洲盛行看來還是先要柔化，跟公司管理層建立互信，「霸王硬上弓」的態度恐怕難以成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