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政改被否決，有人因此聚焦民生議題。不過，政治和經濟往往都是相連的。印尼在1965至1997這三十多年內GDP平均增長高達7%，令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改善。當時總統蘇哈托的經濟改革小組功不可沒，他們在背後為軍人出身的蘇哈托出謀獻策。經改組雖然能為政策提供建議，但背後的政治實權不足，一旦改革觸碰到既得利益集團（尤其是蘇哈托的兒女）便隨即被架空。換句話說，印尼的經改畢竟過不了政治這一關，有一部分人的權力未受到有效的制約。如果特權階級可以隨時改寫遊戲規則，並且無心忍痛改革，又如何能留住外國資金？其實，這一切都跟內地出奇地相似。
經改組在這30年間推出了有不少德政。在民生方面，印尼成立了家計會，令人口增長得以受控。政府早期除了補貼農民，還將現代農業技術引入農村，令生產力大升。同時，印尼加強了農村的各項基建，將它們與城市連接起來。另外，政府亦為民眾提供普及教育及醫療福利。由於印尼的基數低，這簡單的幾招便已經幫助不少人脫貧，蘇哈托基本上是以國家賣資源的收益改善民生。
利益集團濫權難制約
財政方面，印尼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稅務改革，擴闊稅基，減低政府收入對資源業的依賴。印尼加設了增值稅，改革了薪俸稅及物業稅。在開支方面，印尼開始逐一削減各項津貼。其實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，印尼的財政赤字並不算嚴重。在1998年當政府收入隨經濟放緩而下跌時，由於支出有相當部分是支付國債的利息，赤字的情況才一再加劇。
金融業方面，印尼在1968年成立了中央銀行， 並將當時的Bank Negara Indonesia 一拆為五。早期國有銀行包辦了接近九成的信貸，政府在六七十年代是以信貸額將資金分配至各行各業，到了1983年才將信貸額廢除，並在1988年開放銀行業讓民企及外資進場。在1988至1993年，銀行的數目倍增至200家以上。
與此同時，股票市場上市公司的數目由1985年的24家，升至1996年的246家。不過，金融業的改革並未有解決政治問題。據世界銀行統計，國有銀行在1992年時有大量信貸集中在26家公司之上，而這些公司跟蘇哈托有密切關係。金融業在短時間內快速開放，理應是需要加強監管令金融體系更穩固，但經改組不幸地在此之前已經失勢。這亦為其後1997至1998年的金融風暴埋下伏筆。
經改組亦嘗試打破印尼的保護壁壘，讓印尼企業跟國際企業在競爭的過程中提高生產力。這同時亦能吸引外資投資在需要大量勞動力的行業中，並將科技及技術帶入印尼。
不過，經改組由於威脅到既得利益集團，在九十年代漸漸被迫退出政治舞台。歸根究柢，印尼在蘇哈托時期的權力高度集中，整個政府的重要決定繫於他一人之手，連地方官員的話語權亦有限。當蘇的兒女長大後在父親的祝福下踏入商界，並享有各項特權。在金融風暴時，國際投資者對印尼的裙帶資本主義深存戒心，而這背後的深層次矛盾，是每當改革觸碰到他子女的利益，改革便執行不下去。
其實1997年的印尼經濟基調並非東南亞國家中最差，但最終印尼卻是金融風暴中受打擊最重的國家之一。這背後當然有很多原因，而政治必然是其中一個。
漫談印尼之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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