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在2001年進行量寬，美國在2008年開始量寬，而香港亦在聯繫滙率制度之下增加基礎貨幣。點解三個地方都「印銀紙」，日本未能扭轉樓價跌勢，美國穩住了樓價，而香港樓價則飆升兼創新高？簡單而言，這是因為香港的金融系統最為健全，美國次之，而日本則最差。
新印的貨幣是要透過銀行增放貸才會推高M2，如果銀行體系已經瀕臨破產，增加基礎貨幣並不一定能推高M2。另外，我們亦要看看經濟中的信貸有多少來自銀行，在這方面日本則較美國高。殘缺的金融系統猶如閉塞的血管，無論輸多少血都不會起死回生。香港的M2由2008年底至今升了八成，同期美國M2升了五成，香港樓價自然升得較多。
新增貨幣流向地產保值
香港在1983年的貨幣貶值危機時開始過渡至聯繫滙率制度，並一直沿用至今。任志剛在2012年撰文指香港應重新審視此制度，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我們不能控制貨幣供應，令資產通脹嚴重。
自2008年底至今，樓價升了130%，較M2的增幅還要多。其實，香港樓價飆升反映兩個深層次問題：一、香港產業競爭力不足，新增貨幣只好流至地產保值；二、樓價大升令貧富懸殊加劇，這亦倒過來拉低經濟生產力。換言之，如果社會能有些新產業走出來，人民拿新增的錢去做生意，樓價的升幅或許不會這麼厲害。
在漢朝文景之治時，朝廷開放了使用山川林澤之權（例如民眾可以伐木），讓民間資本進入各行各業。政府「三十而稅一」，但卻從這些新開放的行業納稅。除了減低人民的稅務負擔，朝廷亦精簡官僚架構，減省開支。這幾招「小政府大市場」的「組合拳」一打出來，經濟生產力便大增。通常當朝廷將鑄幣權開放予民間時，貨幣供應會增加並誘發通脹，但文景之治則透過創新解決此問題。
租金重壓新產業難抬頭
反觀香港的各行各業，如果尚未被壟斷，便是已經被租金壓得喘不過氣來，新產業如何抬頭？既然沒有什麼新生意好投資，而上市公司的質素在過往幾年每況愈下，買物業便是保值的不二法門。
據瑞銀估計，香港現時有六成財富集中在3335人手上。翻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，地主逐步吞併平民的土地，然後農民起義將制度重新洗牌，這是個來來回回不斷發生的過程。
在漢朝，劉邦把土地分封予各諸侯，然後又帶兵消滅各個異姓王。到了呂后時期，人民首次有均田制度，基本上是「耕者有其田」。當人民覺得財富分配得均，社會有上流動力，只要耕好自己的田便會有回報，經濟生產力便突飛猛進，反之亦然。太陽底下無新事，地主在古代普遍是以高息貸款漸漸從農民手上吸納土地，而今時今日大家也在做房奴。
香港的家庭入息中位數僅為2.4萬元，在這個百物騰貴的城市，有多少人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？現時有不少上了年紀的人批評八九十後工作態度不認真，但當樓價是這批年輕人薪金的三四十倍時，他們還能批評得這麼理直氣壯嗎？
話說回來，除了香港，內地亦面對上述問題。一黨獨大的政治環境，官僚系統的權力難以有效約束， 商人仰他們的鼻息，有部分百姓亦被壓迫。市場經濟是利字當頭，如果沒有民主來制約官僚權力，就算守得住幾代人，長遠而言百姓的財富也沒太大保障。維持財富的公平分配及產業的多元化，經濟才會一直茁壯成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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