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過去短短數月，香港政壇可謂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筆者翻查近日的新聞，嘗試從中理出一點頭緒來，推測香港2017年的境況。
在分析的過程中，筆者不斷問自己一個問題：假如由我掌管香港，到底會如何擺平各個利益集團呢？筆者於下文逐一分析公務員、金融界、傳媒、法律界和商界這五個範疇，審視大環境將如何變遷。
公務員：攤薄滲透
首先假設我們身處古代，有一個將軍統領百萬大軍，而皇帝希望收回他的兵權。皇帝如果直接把將軍召回，然後赤裸裸地沒收兵權，將士絕對可能因而造反，所以這是下策。
較為安全的做法是攤薄滲透：先在軍中加插幾個中將，幾十個末將和幾百個上校，將自己的心腹滲透進軍中，把現有的兵權攤薄。數年之後，軍中有一大部分將士既然都是皇上直接提拔，自然亦效忠於皇上，兵權就間接地收回來了。
香港現在有16萬公務員，這批人大部分都是由港英系統訓練出來的；問題是，政府的日常運作是由公務員維持，但特首卻是由1200位選委選出來，因此，公務員和特首兩者不一定合得來，選舉前就有一群高級公務員撰寫公開信。
公務員架構近年來發生了幾項轉變：①於各部門加設政治助理、②把三司十二局擴大為五司十四局，加插副政務司司長和副財政司司長；③非香港永久居民陳冉在並無特殊技能的情況下「北女南調」。
當政府每增加一個新官職時，舊港英公務員的勢力亦同時被攤薄。如此數年後，公務員和特首不咬弦的問題便會不再存在。
金融：建立後備香港
原則上，香港金融業的發展要走三大步：（1）幫助內地企業上市，（2）開拓離岸人民幣市場，（3）過渡至瑞士模式的財富管理中心。基於功能組別之「助」，建制派在議會佔大多數，令中央在香港永遠有一定的話語權。不過，當民意的反彈力度太大之時，中央亦不能「霸王硬上弓」。
由於中央對香港並沒有徹底的控制權，把離岸人民幣中心設在香港，並不完全符合金融安全的原則。中央因而需要兩手準備，在加強對香港和內地的融合的同時，亦設立一個「後備香港」，這就是深圳前海。
前海的整個規劃有幾點是值得留意的：①法制是由香港和深圳共同建立，部分司法機構人員將由香港人擔任，借助香港的司法優勢；②借鑑香港，成立如廉政公署的機構；③建立金融中心必須有人才，而前海在香港旁邊，要聘請大量金融從業員不困難；④興建機場快線，連接香港和深圳兩地的機場。
就算2017年人民幣仍未自由兌換，只要前海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確立，中央確實沒有什麼需要再倚重香港。當人民幣自由兌換後，由於內地股市的成交較香港大，「錢」會自動流回內地。至於中國能夠龐大至足以支持上海和香港兩個金融中心云云，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。
隨着內地展開新一輪的金融改革，筆者擔心香港的金融業將被上海和新加坡邊緣化。假如筆者不幸言中，相當多專業人士（如律師和會計師等）亦會被波及。
傳媒：收購價值增
最近數年，傳媒的自我審查愈來愈厲害。整頓港台被盛傳為梁振英的四大任務之一，吳志森被踢出港台，敢言的報章買少見少，免費電視發牌一再延期；正當傳統媒體面對諸多制肘，反對聲音轉戰網上之時，政府便企圖通過「網上23條」，並繼而推出國民教育。
香港的情況相當獨特，民眾受西方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等思想影響，但是特首並非一人一票選出來，沒有民意授權進行大規模改革。若果不逐一消滅反對聲音，實際情形是根本無人能夠管治香港。
一直以來，經營傳媒需要大額投資，但是整體回報卻不高。在當前的大環境之下，就算經營溢利不高，傳媒卻有一定的收購價值。以《成報》為例，該報近年銷量雖然不高，但是去年卻由有解放軍海軍背景的廣東利海集團入主。內地資本南下，入股香港傳媒，恐怕是大勢所趨。
司法：獨立性被削弱
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，其法制有一獨特之處，就是人大常委會有《基本法》的最終解釋權。換句話說，人大釋法可以凌駕終審法院的判決。維基解密揭露1999年首次釋法時，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及另外四名法官曾經一度考慮請辭，早前包致金透露他願意延長任期，但卻沒有人提出邀請，有論者認為是跟包官反對釋法有關。最近傳媒盛傳將出任律政司司長的袁國強，是廣東省政協，他明顯地是中央信任的人才。
西方社會信奉法治，認為有紛爭就應該交由法律解決；人治則認為法律終歸為人民服務，所以釋法亦無不可。就雙非一事，律政司司長黃仁龍亦強調釋法不能輕率而行。自回歸以來，香港已經釋法4次。香港每一次釋法，司法制度的獨立性就削弱一次，亦由法治一步一步走向人治。
商界：政策風險提升
自古以來，官有權，商有錢。官在政策上的決定能夠左右商界的利益；與此同時，政府亦要借助商界的資金作地區發展，增加稅收和製造就業。因此，任何國家都必定有防止賄賂官員的法例，分別主要是執法程度有多嚴謹。近日郭氏家族和許仕仁捲入貪污案，「大劉」牽涉在歐文龍一案中，連唐英年亦因向選委提供紅酒而被調查。傳統上，商界是親建制的，但目前的情況可能有變。商界若有人積極不合作，香港將變得難以管治，所以我們要留意廉署會否變成降服商界的一把刀。
候任特首梁振英接受《金融時報》訪問時表示，希望新政府更加積極，打破過去本港「小政府、大市場」的管治模式，令營商的政策風險提升。以雙非配額為例，醫院在作出大額投資後，雙非配額卻在一夜之間變成零，醫院的投資瞬間便「凍過水」。
任何現在壟斷市場的企業，可能因為政策上的轉向而頓失優勢。在這種環境下，商界的政治解讀能力變得異常重要。
結語
作為一個生於斯，長於斯的香港人，筆者當然希望香港能夠永遠繁榮下去，但最近的轉變實在令人擔憂。
平心而論，管治香港幾乎已經變成一個不可能的任務，我們亦不應期望梁振英及其管理團隊能夠力挽狂瀾。筆者亦只能祝福他們一切順利，逢凶化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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