馬來西亞2020年困境

一直以來，投資新興市場的其中一個重要理據是起步點低，因此增長潛力較大。這些國家的人口相對年輕，有大量新增的中產家庭持續地推動消費上升，為GDP帶來源源不絕的動力。不過，由新興市場躍升為發達國家的路程並不簡單。
其實有不少國家在二戰過後已經相當富有，但發展卻長期停滯不前。例如，阿根廷在二戰以後已經頗為富有，當時英國的高端百貨公司哈洛德（Harrods）在國外上的第二家分店便在阿根廷開設。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對比，筆者認為這很恰當地反映了投資在新興市場的難處。
先談談馬來西亞的近況，大馬去年經濟增長4.7%，這主要是受惠於強勁的私人消費（按年增7.6%）。去年大馬的失業率僅為3.1%，而薪金平均上漲6.6%。踏入下半年，歐美經濟回穩和令吉貶值帶動出口按年升8.9%。上述的各項數據；再加上政府的大量基建為基礎，經濟動力理應不弱。理論上，大馬的通脹為2.1%，但相信在當地居住的人民對此可能有異議。
在金融方面，大馬的國債有一半由海外的投資者持有，相對其他亞洲國家，即不高又不低。由於大馬的經常賬為正數（國民總收入（GNI）的3.9%），所以並不太依賴外來資金流入。在2009至2012年這段量化寬鬆（QE）的日子裏，大馬一共約有700億美元的投資組合流向（portfolio flows）流入，即約為GDP的7%至8%。在其後2013年市場擔心美國「收水」的這段期間，令吉在5月22日至8月28日間兌美元貶值9.7%；而10年期國債孳息亦上揚82點子。在1350億美元的外滙儲備作後盾，大馬在美國聯儲局新一輪的「收水」行動中理應不至於受到重創。
長遠發展看不透
雖然大馬未來兩年的經濟應該不會太差，但筆者着實看不透的是她的長遠發展。一如不少其他新興國家，大馬在80和90年代倚重外來的投資發展低增值工業，以及出口資源。時至今日，大馬的人均收入已經幾乎是中國的一倍，在低增值工業已經無多大的成本優勢可言。問題是，發展高增值的行業並不能只靠金錢堆砌出來。事實上，二戰後在亞洲真正能夠晉身發達國家的亦只不過是日本、韓國、台灣、香港和新加坡，大部分東南亞國家依然爬不上去。
大馬人口接近3000萬，當中有四分一是華人，而華人卻掌控了經濟主導權。當地人一直都對華人有相當大的戒心，並通過掌握政府及各項政策維持他們的權力。例如，學校裏的資優班有一定學額必須分給當地人。
雖然大馬理論上是有民主選舉，不過，有不少人都對其公平性存疑。由於大馬並不能建立一個有能者居之的環境，有大量人才因此流入新加坡，但發展高增值行業卻正正需要大量人才。可惜的是，筆者看不到大馬政府將來會有胸襟放鬆這些限制。
在大馬營商跟中國相似，有大量不明文的規矩要遵守。例如，所有主要公司的董事長要由當地人擔任，外資企業不能輕易裁員；監管機構發出新條例的諮詢時間不長（幾乎等同是霸王硬上弓）等等。當地人的工作態度，對法律契約的重視程度亦有改善空間。
順帶一提，香港人讀大馬報紙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，因為它們亦是不斷提倡要理性持平、客觀分析，不是航空專家就不應批評政府在MH370一事中處理不當（不是流動電視專家就不能批評通訊局）。
馬來西亞於1991年便已經定下了2020年的願景。大馬在未來兩三年有一定的增長動力，但再過幾年便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機。
對大馬而言，2020年可能是困境多於願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