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吃米找萬里 要吃糧找紫陽

內地新一輪的經濟改革已經如箭在弦，坊間對此的評論文章已經多不勝數。因此，筆者反而希望重溫以往改革開放的歷史，借古鑑今。

有一點是頗有趣的。李大釗在政治上啟蒙了毛澤東，令毛日後以農民為革命基礎，而並非仿效蘇俄以工人為主的模式，因為當時中國有八成人口為農民。不過，在經濟上毛的路線卻與蘇俄相似，在重工業投資過度，以致投放在農業的資源一直不足。

在大躍進時期的大煉鋼運動明顯地是不切實際，在農業基礎依然薄弱時催谷工業，而並不是農業，輕工業，重工業一層一層地發展。其後，長達十年的文革亦進一步打擊了經濟發展。毛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有重大的創新，但他畢竟不是個經濟學家。

救市方案 借古鑑今

當文革於1976年結束時，民眾有熱切求變之心，建構新中國的任務首先落在華國鋒身上。華宣布了一個八年（1978至1985年）的現代化計劃，啟動多個大型基建項目。此計劃犯了毛以往的毛病（即是側重工業，對農業的投放不足），其整體思維依然是以投資催谷增長，而並非建立市場機制，令民眾在牟利的過程中提升經濟的生產力及效率。在道理上，這其實跟金融海嘯後推出的4萬億救市方案相若。

1978年中國的GDP僅為3624億元，但在大量投資下1979年的財赤已急升至206億，為GDP的5.2%。內地在當時資源不多的情況下，在1979年便要停止不少重工業的大項目。財赤亦帶來了印銀紙的壓力，M1在1979至80年分別增長24%及26%，令通脹壓力增加（非官方統計1980年的通脹為15%至30%）。

1978年初的這一劑猛藥令經濟過熱，而中央到了1980年年底進一步削減大型基建項目的投資，在1981年更向部分國企強行推銷國債。在這些緊縮政策之下，經濟開始降溫，而通脹亦由1981年開始回落，但該年的經濟增長卻跌至5.2%。

與此同時，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華的「兩個凡是」方針，而鄧小平則躍升為最高領導人。農業責任制於1979年在安徽由萬里的領導下試行。責任制又名包產到戶，即土地仍然屬於公有，但整個生產過程則由農戶負責，而農戶在上繳一定數量的農產品給國家後，剩下的可以在市場上出售。責任制在1980年漸漸推行至各省，而在1985年基本上取代了人民公社。

在責任制之下，農民在有誘因的情況下生產力大增，大大減輕了糧食進口的壓力。國內當時流傳「要吃米，找萬里；要吃糧，找紫陽」一說。

恢復積極 刺激生產

工業方面的改革方向跟農業相似，亦是容許企業主管在上繳一定利潤後保留餘下的盈利，而這些盈利可用老發放獎金，大大增加了工人的積極性。四川省在1978年開始擴大6間國有工廠的自主權，這在1979年底便延伸至4200家企業，並在1980年更擴展至6600家。私營企業由1978年的10萬家大增至1983年的580萬家，令經濟一下子活起來。另一方面，中央於1979年在深圳，珠海，汕頭和廈門試辦經濟特區，引進外國和華僑的技術和資金。

承包責任制是內地經濟改革的第一步，令農民和工人恢復積極性，刺激生產力大增。大鍋飯制度當時在國內已經運行了三十年，落實責任制時當然會遇到阻力，但這已經是相對上容易的一步。

計劃經濟由於是人為的計劃，不少商品的生產量未必跟實際需要相符。改革真正的難處是價格闖關，因為價格是市場經濟中導引供求的利器，能更有效地分配資源。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，改革的主戰場移師至價格開放，而這亦間接引發了其後的六四事件。

重溫改革開放．二之一